时间: 2008-07-04

越南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的差异

    从公开数据看，越南经济从2002年以来经常项目收支便一直是逆差，且逆差额从2002年的5.98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67.22亿美元，占GDP比重从1.7%上升到9.6%。从经济学意义上看，越南经济显然不能算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因为从总量分析来看，GDP=C+I+G+NX，GDP在高速增长，而NX却是负的，那么显然GDP的增长是其他三个变量C、I、G带动的，而不是NX。从越南的经济现实来看，2002-2006年投资占GDP比例依次为33.2%、35.4%、35.5%、35.6%和35.7%，是高投资导致其进口增长过快。而且越南的财政连年大幅亏空，财政赤字与GDP的比例高达近10%。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越南确立了出口导向型战略，但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显然与先前的东南亚地区和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同。越南出口主要靠原油、大米、水产品、咖啡、煤炭等来创汇，直到2007年越南纺织品服装才首次超过原油成为全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国内建设需要大量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大多只能通过进口来满足。而这种发展模式并没有有效地提升外贸部门的竞争力，与我国的模式截然不同。

    越南为了通过发展进口替代战略来弥补出口导向的不足，政府还进行大量公共建设投资，来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这又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2007年越南财政赤字达50亿美元，政府债务总规模占到了GDP的36.5%。

    我认为，越南持续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越南引进外资和进口国外技术设备没有用于提升出口部门的生产率，导致出口部门的产值低于进口产值。经济发展其实是走着负债发展的进口替代模式，而可笑的是，这种进口替代却是依赖于进口的进口替代。严格意义上说，越南的经济既不是出口导向，也不是进口替代。因为它既没有通过利用外资和进口国外技术、设备提升本国出口部门的生产率，也没有通过关税政策保护本国工业。应该说，越南仅仅是利用了国外资本输入（实物的和虚拟的）推动了本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从外贸依存度来看，主要体现在进口的依存上，经济发展需要不断的外部输血，表现在进口相对低廉的原材料和技术设备，一旦外部输血断流，经济就会陷入困境。奇怪的是，在国外原材料大幅上涨，贸易逆差上升的情况下，越南的GDP居然还是高增长，显然是C、I、G在增长，这从越南的投资增长和赤字扩大窥见一斑。这种增长一方面可能是国外淘汰的技术设备的相对低价和由此使越南国内生产率的提高相比是划算的，另一方面可能是越南资本稀缺，从而资本回报率比较高，以通过外债方式进行发展也是比较划算。从数据上来看，2003年越南外债总额为143亿美元。2004年上升到155.57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4%，出口总额的59.6%。按照国际评价标准，债务总额/GDP比例为36%，债务总额/出口比例为56.5%。显然，越南确实有依赖外债进行发展的嫌疑，这也可以部分解释多年逆差和财政赤字的现象。

    从以上情况来看，越南经济应该还处于经济发展的前端阶段，本国的生产率的提升体现在出口部门和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经济发展存在外部力量推动的泡沫成分，或者风险较大。从这一角度来看，越南和我国在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状况上存在很大差异，不能简单用越南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胀、贬值推断我国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从短期的现象来看，有借鉴的意义是，国际资源价格上涨是越南经济出现问题的诱因，而我国同样承受着这种压力。对于我国来说，比较幸运的是，我国发展之初由于本国有一定的资源，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比较小，同时又没有处于国际资源价格上涨的周期。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国外进口的技术设备和原料，但是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通过利用国外的技术设备，我国的生产率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尤其是出口部门是极具竞争力的，出口部门的高生产率和出口产品较强的竞争力使中国可以抵御逆差、外债和经济大幅波动的风险。通过利用国外技术设备，我国的本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发展，经济发展有了独立发展的基础，这也许就体现所谓“自力更生”意义所在。因此，我认为，表面来看，越南通胀和金融危机是国际资源价格上涨和外资流出导致的，但显然深层次的原因是越南经济发展模式本身所隐藏的风险。

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类似的困境

  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不能过多地责怪越南当局经济政策的失误。越南选择这样的发展路径很大程度是受制于国际范围的产业分工，是迫于无奈，又有点“不逢时”意味。如果国际资源价格保持低位，如果中国和其他东亚相对发达的国家的产业加速向越南转移，一方面越南国内的工业建设得以在付出较少成本的情况下获得较快的发展，同时出口部门同时也会从国际产业转移中受益，从而改变财政赤字、高外债、逆差的状况。这也会成为一条成功之路，但国际经济现实造成了越南此次危机。

   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有“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发挥比较优势”的争论。以林毅夫为主的“比较优势”派认为，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技术落后，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具有竞争力，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我们国家长期生产低附加值的加工产品，产品大都没有自主品牌和技术，长期竞争力令人担忧。他们经常的质疑是，难道我们要一直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吗？前几年网络经济兴起时，很多人建议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实现由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但从近几年的实践，尽管我国在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一部分也进入产业化，但总体来说，我国在高新科技领域还缺乏核心竞争力。200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现实表明，我国没能避开重工业化阶段，同时这种重工业化造成了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的问题，应该说此次全球范围的能源紧张和我国、印度等国进入工业化和重工业化有很大关系。

我认为，造成我国未能在高新技术产业取得核心竞争力的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分工。目前欧美国家占据了产业的高端，韩国等新兴发达的国家占据了产业的中端，我国总体上还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发展产业高端和中端，必然和欧美和新兴发达国家发生竞争，而在这种竞争之初，我国必然是处于弱势的。因此，如果我们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产业高端和中端，由于缺乏竞争力，短期内难以实现其价值，甚至在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滑坡，可能出现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型导致GDP突然下滑的情况。

    应该看到，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业基础，积累大量的资本，一方面积累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逐步形成自主创新的体系，这都为我国向国际产业分工的中端和高端进军打下了基础。我们在批评低附加值产业和低工资的同时，应该注意到，正是这些产业为我国参与更高端市场领域提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是低工资为了我们未来的更高发展积累了资本。有了这些宝贵的经验和资本，造皮鞋的以后可以去造汽车、造飞机。

    也许我们不仅要关注和讨论由产业低端向中端、高端转型这一需要，更要讨论在什么时机推进这种转型。因为一国经济发展中进军新的产业离不开政府的扶持，这种扶持如何做到适时有效，显然是很重要的。目前人民币处于升值时期，劳动力成本正逐年上升，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国家的要素禀赋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是否意味着我国向中端、高端进军的时机已经来临。对于我们金融投资人士而言，这种时机的到来又意味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投资策略的方向性转变。如果这种时机正在到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会注入自主创新的元素，与引进外来技术设备不同的是，自主创新的技术一方面附加值高，另一方面具有持续发展的潜力。而为自主创新提供融资的金融服务等的第三产业也将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的大方向也将是我们投资的大方向。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仍然需要警惕“大跃进”的风险，因为市场经济要求我们的新产业、新产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这也许是越南经济现实所带给的我们宝贵的经验教训。